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逻辑向度、内涵要义与建构方略
发布时间：2025-10-31 14: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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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从逻辑向度来看，该目标是职业教育体系与产教融合两大政策变迁主线交汇融合的产物，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也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性要求。从内涵要义来看，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意味着激发多元主体办学活力，构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新形态；创新职普融通方式方法，拓宽学生多元化成长成才通道；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提高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强化职业教育社会支持，优化技能人才成长政策环境。面向未来，为真正建成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要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全局的“坐标系”中，构建职业教育发展命运共同体；在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坐标系”中，探索职业教育的类型化发展之路；在全球职业教育发展格局的“坐标系”中，凝练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史长河的“坐标系”中，擘画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蓝图；在职业人生命成长全周期的“坐标系”中，拓宽职业教育发展的功能定位。
关键词：教育强国；产教融合；职业教育体系
作者简介：石伟平（1957—），男，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比较职业教育；郝天聪（1989—），男，山东汶上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比较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支持课题“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编号：JZZC25029），主持人：郝天聪。
不断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是新世纪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主题。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为实现教育强国目标需要在教育领域构建“八大体系”。其中，针对职业教育提出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深入理解教育强国建设对职业教育改革提出的这一战略目标，可以为更有效地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提供战略指引。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从学理角度进一步明确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的逻辑向度、内涵要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方略。
在逻辑向度方面，分别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出发，回答为何要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基本问题。历史逻辑分析侧重于探讨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历史必然性；理论逻辑分析侧重于探讨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内在关联性；实践逻辑分析侧重于探讨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的现实依据和实践推进的可能性。
（一）历史逻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逻辑主线的交汇融合
作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主题词，产教融合与职业教育体系一直出现于各类职业教育政策文件之中。从政策文件的表述来看，职业教育体系概念的提出要早于产教融合。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目标。进入新世纪以后，职业教育改革的不同阶段均将建设职业教育体系作为重要内容。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建立“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自主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由此成为一个专门的政策话语。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建立“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随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颁布，标志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2017年，为破解产教“两张皮”问题，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全面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22年，为了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产教融合之间的联系，《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正式印发，该文件明确提出“一体、两翼、五重点”，“一体”聚焦于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两翼”则聚焦于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至此，两条政策变迁逻辑主线开始出现重要交集。而《纲要》对“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则进一步明确了以产教融合深化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思路。
（二）理论逻辑：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纵观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漫长历程，可以发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与服务人的发展是职业教育办学的两大基本功能。从本质上来看，职业教育两大基本功能存在重要差异。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价值取向的职业教育更加强调以就业为导向，其逻辑思路为，通过职业教育带动学生就业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以服务于人的发展为价值取向的职业教育更加强调以生涯为导向，其逻辑思路为，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人的生命价值，提升人的生活品质，彰显人性的光辉，最终促进人的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职业教育为人所诟病之处在于，由于体系的不健全，导致选择职业教育轨道的学生会面临“断头路”局面，进而不利于其生涯的可持续发展。为破解上述尴尬局面，我国逐步加快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工作。近年来，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健全，大部分选择职业教育轨道的学生有更多机会升入高职专科院校或者职业本科院校学习。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升学并非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唯一功能，并不能将职业教育体系等同于职业教育升学体系。学历层次的完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也是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所承载的重要功能。其关键就在于，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实现深度的产教融合。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紧紧抓住“校企合作”或“产教融合”做文章，而不是把关注的重心放在提升层次方面。或者说，必须把建立完整的职业教育层次和“产教融合”紧密结合在一起。就此而言，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三）实践逻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性要求
虽然国家政策层面关于产教融合概念的提出时间较晚，但产教融合作为一种理念，早已出现在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各类政策文件之中。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文件明确提出，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要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要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和业务部门的积极性。从政策语言的表述不难看出，建设职业教育体系与深化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办学的重要理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得以确立。实际上，在该文件颁布之前，1984年10月和1985年3月，我国曾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两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三大文件的相继出台，表明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达成共识，其中所蕴含的政策要义不言自明，即一个国家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科技与经济的支撑，也需要为科技的发展提供助力，培养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同样是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这一重大战略的回应，即通过深入的产教融合，为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工艺改造等提供科技服务，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培养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
关于职业教育，《纲要》提出，“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并从四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本文将结合四个方面的内容，分别阐述其所蕴含的核心要义，力求回答什么是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基本问题。
（一）激发多元主体办学活力，构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新形态
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方面是不同的。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具有更强的跨界属性。职业教育的这种跨界属性决定了其办学主体的多元性，即不能只由职业学校办学，行业、企业等同样也需要在职业教育办学中发挥主体性作用，这也是构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新形态的基本前提。对此，《纲要》提出，继续推进“一体两翼”建设，一方面要“深入推进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模式试点”，另一方面要“建强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同时，在职业教育办学重心逐渐从中等职业教育转向高等职业教育及职业本科教育之后，如何继续办好县域职业教育成为一大难题。对此，《纲要》提出，“推动有条件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即通过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逐步提升县域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当然，也需要认识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新形态的塑造离不开产业系统的深度参与。如果没有行业企业的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仍然很难摆脱传统意义上的“两张皮”现象。对此，《纲要》提出，一方面要“鼓励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另一方面要“在产业一线培养更多大国工匠”，即真正发挥产业系统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
（二）创新职普融通方式方法，拓宽学生多元化成长成才通道
作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任务，职普融通对于促进学生多元化成长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职普融通的本质就是要立足大教育观，跳出职业教育办职业教育，打破教育系统内部壁垒，推动两种教育类型之间实现和而不同的有效融通。对于如何在未来进一步推动职普融通，《纲要》展开了系统化设计，即实现大中小学一体化、全学段的职普融通。在中小学阶段，《纲要》提出，“支持普通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劳动教育”，其意在通过强化职业启蒙教育、劳动教育推动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融通。同时，《纲要》还提出，“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融合发展”，其意在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在高中阶段教育中的双向融通。在大学阶段，《纲要》提出，“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开设职业技术专业”，明确了在高等教育阶段推动职普融通的可行路径。此外，《纲要》还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其意在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引导更多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选择技能成才道路。
（三）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提高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
面向未来，提升办学质量与水平仍然是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保障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纲要》作出系统谋划。一方面《纲要》提出，“优化实施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即以“双高计划”为抓手，以稳步发展职教本科为重点，引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纲要》还提出，“加快推动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全面达标”，通过对职业学校办学基本条件提出要求，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硬件保障。当然，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有赖于关键办学能力的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直接决定着强国建设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而提高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的抓手就在于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对此，《纲要》提出，“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改革，建设集实践教学、真实生产、技术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实习实训基地”。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引导行业企业深入参与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系统提升职业学校专业、课程、教材、教师队伍、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质量。
（四）强化职业教育社会支持，优化技能人才成长政策环境
建设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仅需要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推动改革，还需要重构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系统。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真正确立，离不开以夯实其经济社会基础为目标的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再造。对此，围绕技能人才成长政策环境的塑造，《纲要》展开了系统阐述。首先，《纲要》提出，“加大产业、财政、金融、就业等政策支持，新增教育经费加大对职业教育支持”。其目的在于，改善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弱势地位，通过政策组合拳来支持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对职业教育发展而言，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水平是影响其吸引力的关键因素。由此，为职业学校毕业生营造有利于其职业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就变得格外重要。对此，《纲要》提出，“积极推动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招录（聘）、职称评聘、晋升等方面与普通学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即尽可能消除劳动力市场对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歧视现象，提升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竞争力。《纲要》还提出，“落实‘新八级工’制度，以技能水平和创造贡献为依据，提高生产服务一线技能人才工资水平”，实际上是对技能人才所创造的社会价值给予充分认可，并在经济待遇方面给予其更多的保障。此外，《纲要》也提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其意在表明，技能人才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需要营造出有利于引导更多人选择技能成才道路的社会文化环境。
面向未来，在《纲要》的指引之下，还需要思考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的系统建构方略，即回答如何建成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基本问题。建成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具有大视野，通过明晰职业教育在不同类型“坐标系”中的战略定位，方能找到其建构路径。
（一）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全局的“坐标系”中，构建职业教育发展命运共同体
相比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跨界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职业教育跨越了企业与学校，跨越了工作与学习。一句话，它跨越了职业与教育的疆域，因此，职业教育不能只在“围城”中办学。由此，需要站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全局的“坐标系”中，思考如何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并深刻把握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痛点难点问题。事实上，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其关键仍在于推动实现产教深度融合。而产教深度融合则有赖于以企业为代表的产业系统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的深度参与，即企业是否真正参与到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材开发、教师队伍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过程中来。然而，相关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要求企业履行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义务，却没有将企业相应的权利保障以及对于企业的相关激励政策有效落实到位。由于上述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的存在，导致企业很难有动力深入参与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来。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切不可只考虑学校一方的利益与诉求，而需要站在企业的立场上思考如何构建职业教育发展命运共同体。具体而言，要精准把脉企业人力资源需求，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学生在合作企业的留任率；明确企业在技术研发、工艺改造、员工培训等方面的诉求，选派优秀职业学校专业教师为其提供智力支持；还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吸引企业参与职业学校产业学院建设，并减免企业在场地、水电费等方面的成本。
（二）在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坐标系”中，探索职业教育的类型化发展之路
从长远来看，推动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我国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目标。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受限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甚至被看作是教育体系的“短板”。如何系统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的现实课题。究其根源，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存在参照普通教育办学的情况，导致职业教育的类型化特征未能得到根本彰显。职业教育普通化倾向是阻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顽瘴痼疾，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就业的“拦路虎”，必须坚决克服。在此背景下，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在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坐标系”中，进一步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并探索职业教育的类型化发展之路。一是要在制度层面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同等重要地位，推动职业教育在资源配置、经费投入、招生就业等方面与普通教育享受同等待遇。二是要积极探索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与培养规律，并根据上述规律真正面向市场设置专业和开发职业教育课程与教材，打造具有较强专业实践能力的师资队伍，建设体现市场最新技术变化趋势的实习实训基地，培养出更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三是要夯实与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相匹配的经济社会基础，让技能人才在经济待遇、社会地位、文化认同等方面得到同等保障，为更多人选择技能成才之路铺就现实基础。
（三）在全球职业教育发展格局的“坐标系”中，凝练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加快，对全球职业教育发展带来重要冲击。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不可忽视全球职业教育发展格局这一“坐标系”，需要在其中审视自身所处的位置。回顾全球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各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德国、瑞士等是典型的行业本位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美国、英国等是典型的市场本位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日本是典型的企业本位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实际上，不能孤立地看待各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形成，其形成过程与本国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这也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规律所在。回顾美国、德国、日本、中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形成历程，可以发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是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互动的产物，产业结构转型是推动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直接动力。探索适合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不可忽视全球职业教育发展的典型经验，需要从中国独特的经济社会背景出发，凝练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该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基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社会背景，建设产教深度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在中国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过程中，强政府是典型特征。回顾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历程，可以发现，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向未来，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同时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明确政府的作用边界，激发市场的活力，发挥市场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必要作用，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协同一致”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新形态。
（四）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史长河的“坐标系”中，擘画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蓝图
历史是现实的先导，思考中国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不可忽视中国职业教育宝贵的历史财富。面向未来，建构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具有守正创新意识，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为“坐标系”，挖掘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擘画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蓝图。在古代中国，学徒制是职业教育的主要存在形态，其在技术技能的言传身教、职业素养的沉浸式养成、行业资源的充分供给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是当下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经验。在近代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由爱国人士引入中国。最初，职业教育称为实业教育，与实业发展具有密切联系。彼时，以张謇、卢作孚为代表的相当一批爱国实业家深入参与了职业教育办学。就当下而言，如何发挥有较强实力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主体性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半工半读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职业教育办学的重要形态，学生需要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参与必要的生产劳动，这种工学结合的方式有利于实现深度的产教融合。如何为学生提供更多在职业学校教学工坊、企业车间进行工作本位学习的机会，值得深思。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弥补技能人才不足的短板，我国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在不同时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有序发展的政策文件，使得职业教育不断向体系化、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面向未来，也需要继续保持有效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优良传统，通过不断强化顶层设计、优化政策工具等手段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质量与吸引力。
（五）在职业人生命成长全周期的“坐标系”中，拓宽职业教育发展的功能定位
从自然人向职业人的转型，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要经历的重要转型。有“人”的职业教育，职业围绕着“人”，以成就“职业之人”为目标；没有“人”的职业教育，人围绕着“职业”，以承担“人之职业”为目标。因此，培养完满的职业人，就成为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这也是检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质量的重要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建设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在职业人生命成长全周期的“坐标系”中重新审视职业教育发展的功能定位，尤其是在传统学历职业教育之外拓展培训功能，从培养完满的职业人的角度出发，深入的产教融合仍然是关键所在。对职业人的生命成长而言，深入的产教融合理应贯穿其职业成长的完整生命周期，包括职业启蒙教育阶段、职业准备教育阶段与职业继续教育阶段，而不可仅仅局限于职业准备教育阶段。在职业启蒙教育阶段，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职业人的早期职业生命成长打好基础，帮助儿童养成自身的职业兴趣，明确自身的职业潜力。需要联合大国工匠、能工巧匠、职业学校教师等多元主体开发与实施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并为学生提供更多到校外博物馆、科技馆、职业学校等场所职业体验和学习的机会。在职业准备教育阶段，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职业人实现从学校到职场的过渡，以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为抓手，以深化产教融合为导向，推进职业学校专业、课程、教材、教师队伍、实习实训基地的系统创新，提升教学关键要素与产业系统的适配度，提高职业人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在职业继续教育阶段，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职业人持续的职业发展适时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即通过开发与完善培训功能，设置针对性的培训课程，帮助职业人不断更新知识与技能体系，进而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对工作岗位提出的新要求。
